《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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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 作者：蔡英俊 出版社：大安 出版日期：1990年07月15日 ISBN：9579233071 |
相關討論：
□鄭毓瑜：〈再評蔡英俊《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比興、物色」與「形似」：由文心雕龍看情景交融論的芻形〉，《中國文學批評》第一集，學生書局，頁309-318，1992年8月。
□胡曉明：《中國詩學之精神》，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p.281。
頁數：281 頁
劉若愚在論中國傳統的詩歌觀時，先就詩歌本身提出兩個問題：詩歌是甚麼？及詩歌應該如何寫：{1}此實二而為一的有機命題。探討這些問題除了從文學觀點去作解釋外，其實也不可昧於傳統的文化。或者說，將創作行為或文學作品放到文化的層次裏去考察是有必要的，因為詩歌除了是一種藝術實踐，它還應該是說明了一個民族的文化特質，表徵一個民族的智慧；所以詩學精神與人文精神是息息相關的。也因此上面的兩個問題便不單純是緣情言志，押韻製作，或體裁格律等答案可以解釋得完滿。胡曉明的《中國詩學之精神》提供給我們一個較廣闊的視角，從文化精神的脈絡探尋詩學的發展，以期找出一包涵豐富的詩心。
作者先從比興、意境、弘道、養氣和尚意等五個範圍論中國詩學的精神方向。就歷時性的一面說，始於比興終於尚意的詩觀標示著中國詩學自先秦至兩宋的歷史進程，就共時性的一面說，這五個部分同時表達一種具中國文化特質的詩學思維。兩軸的整體敘述顯示了中國人在源遠流長的詩史中，對創作問題儘管有多方面不同的考慮，卻是源於相同的文化共感，並且締結成一種共存的特質。除此之外，作者又提出中國詩學之精神原型，包括鄉關之戀、佳人之詠、空間體驗、時間感悟及吾道自足等各項，意在通過詩歌中這些贝久的題材與母題，探討中國詩人共通的文化情懷。全書頗見系統，雖詳略未盡得宜，宋代以前只拈出比興和意境兩項立說，但讀者透過此書當可更進一步體認中國詩論之價值與意義。
從詩歌的研究中可見文化精神之顯現，例如比興，研究者從漢代經學家的諷諭意圖一直論到美學上的情景交融，意義紛繁，旨趣深遠，蔡英俊在《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一書中就曾詳細闡述。{2}而此書中作者則指出比興說詩其實可追溯一種農業文化心態的心理根源，即人與自然的親切認同；人與自然為一相關相通的整體，共有一份生命，這是中國人的一種仁的情感。用比興之說解詩，將鳥獸草木作為說理喻意的工具，便是基礎於這種仁的情感，晚周人文思想重人間、重俗世的精神亦自其中流露。中國文化的一種特質乃在於天人合一之道；人與自然，個人與社會，情與理等要融和相通。從文學的創作實踐探尋這種境界，可引述王生平在《「天人合一」與「神人合一」?中西美學的宏觀比較》一書中的簡單說明，他說文學藝術要達天人合一的境界，有幾個要點：（1）人的內在的主觀心理要與自然的外在對象相聯繫；（2）要使主觀的想象，與客觀的自然吻合一致；（3）要使詩人的手法、技巧，對山水花鳥有一種巧妙的選擇，不能見物就寫，見景就畫；（4）要使人的繪聲繪色的詩篇，傳達出的自然風光像真的有某種情感性格，使這種情感和性格與人的情感和性格息息相通；（5）要使創作出來的詩篇得到欣賞者的同感；不僅作者，而且欣賞者也感到詩中所傳達的自然情致與自己感到的一致，有感染力。{3}這也就是本書作者自意境的研究中所要探取的境界。無論如何，在這些文學批評的術語當中，我們不只是從文學本身去理解，還更延伸到哲學的層次裏去。
自先秦至兩宋，中國詩學沿著一條以教化感物吟志說詩的道路，發展到體現心性內在的境地，由情感想象而思想直覺；在宋代，詩學重心移入光芒蘊藉的詩心內核，知性美是被體認的一個重要部分，道藝融凝，成為詩歌創作的精詣，及批評的鵠的。唐詩高華浪漫，宋人為在唐詩的藝術成就外另闢新境，在創作上多方思量，然而提出的觀點都不離人文根柢，如強調學的重要性。所謂學，除了學詩的本身，及學古人之詩外，還有學問的層次；從經典之中汲取滋養，是成就一個詩人的要素。至於以故為新，奪胎換骨等手法，亦不外是重視思想之出新，傳統的掌握是先決前提。作者在此指出新與舊相對，與原有智力水平（胎）比較，詩不再只是抒情，而是一種思想方面的智力活動了。{4}所以宋詩尚理，尚藝術深度，風格之美與人文涵養掛络，剛健拗峭既是詩學上重要風格特徵，也是人文精神特徵；宋詩人是「借詩挺立士人精神主體」。{5}士人主體之挺立是宋代詩道觀的人文特質。作者在通論宋人的詩道觀時，舉出黃庭堅為文苑、儒林、理學三大傳統的人物，在他的身上融和了學術詩藝與理學，這其實也就是宋詩反求諸內的歸宿明證，即挺立之所以然。至於呂本中提出的活法主張，南宋以後凡論詩者幾乎無不拿出來談一談，作者說：「詩人之藝術創造活動，因活法而可與天地生命宇宙之氣息息相通」。{6}以詩心接通天地之心，又體合了天人合一之道。要之本書論宋詩學所含之人文精神甚詳，除了因為中國詩學之發展始於宋代外，正如作者說，宋也是中國傳統詩學之集大成時代。{7}元明清各代所關心的詩道諸端，其因子都緣於宋及以前。此大抵為詳略不均之背後根據。
中國詩人在寫詩時，往往不離鄉愁、時間之詠嘆，劉若愚在《中國詩學》中列舉中國詩歌之基調及主題時，亦大致涉及此等範圍，{8}生命有限是古來詩人最是無奈的，故時間的敏感無時無刻不被惹起，由嗟嘆牽引的是對生命限度生命價值的沈思與追求，詩人的人格精神也就是在這些作品的基調中透現出來的。本書的後半部分外篇的敘述其實可以更加明晰，語言的刻意有時使簡單的道理顯得曲折高深，例如談到詩歌的時間主題，它說：「時間感受，乃是中國詩歌藝術思維的一支極敏感極深細的觸角，深深探入生命的底蘊」。{9}作者在「導言」中說，此書是在中國詩之幽深處作出艱難而愉悅的探尋。{10}「幽深」也可能是初讀者的一個印象，這是美中不足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