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與文化系列講座 162｜文字側記】

從巴勒斯坦回望台灣──殖民主義下的斷裂與傷痕

講座時間：2025 年 5 月 9 日 10:10-13:00

講座地點：清華大學人社院 C204 教室演講者：黃楷君（書籍譯者）

主持人：劉羿宏（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助理教授）

撰寫者：鄭祺靜（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24級）; 劉羿宏教師修訂

透過文化研究的亞際視野，探討巴勒斯坦的議題，邀請到《穆罕默德：宣揚謙卑、寬容與和平的先知》等書的譯者黃楷君來分享；講者自政大阿拉伯語文學系畢業，曾擔任出版社編輯，長期關注以巴議題、經營社群媒體專頁《齊墩果樹下》，致力透過 Facebook、Instagram 等平台，在台灣分享巴勒斯坦歷史、文化和藝術。

踏入巴勒斯坦議題研究的原因

高中的時候，講者加入關注原住民文化的社團，因而受到啟發。當時社團名稱是「台灣文化隊」，有別於當時普遍以「服務」身分進入部落的風氣，講者並不以此自居，而是抱持文化學習與交流的心態。到了大學，黃楷君有意識選擇就讀阿拉伯語系，發現巴勒斯坦人的處境和台灣原住民非常相似，在這個契機下，他開始關注這塊土地所發生的事。

相似之處在於，巴勒斯坦人與台灣原住民對於大部分的人而言都是「他者」，多數人習慣帶著偏見來定義他們，兩個族群也同樣都面臨著「外來」勢力的壓迫，他們的「本土」身分也長期遭到忽視。講者提到，殖民是指強權以武力或經濟力量對弱小民族與區域進行壓迫、統治、奴役和剝削的一貫政策。這是區分的方式之一，講者提醒我們：當外來者採取上述的手段時，我們就不能單純的再以移民的角度看 待。

錫安主義與屯墾殖民

錫安主義（Zionism）又譯為猶太復國主義，此一政治運動回應的是 1890 年代歐洲的反猶主義，目標是建立猶太民族國家以躲避迫害。最初，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是藉由購買土地的方式來驅趕巴勒斯坦人。1947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聯合國大會 181 號決議提出分治方案，猶太復國主義者趁著國際助力，以「建立猶太人的國 家」為由，宣布以色列建國，但這卻成了巴勒斯坦人的浩劫。在接下來的十幾年，以色列先是透過戰爭逐漸佔領愈來愈多的地區，到了 1967 年第三次中東戰爭，以色列取得加薩和西岸地區，開始全力發展屯墾殖民，透過定居殖民的方式持續擴大對巴勒斯坦侵略。

所謂「屯墾殖民」，是以開發荒地之名，行侵佔土地資源之實，排擠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間，理當是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也被切割得支離破碎。而在台灣，原住民也遭到類似的對待；從清領到國民政府時期，政府往往放任漢人對原住民的侵墾，同時掠奪土地上的資源。在制度層面，「漢番界碑」只對原住民有管束作用，他們是不能跨越的那群人；到了國民政府時期，土地私有化瓦解了部落的共有制，曾經的傳統區域變成一座座採石場、渡假別墅。

斷裂的土地連結

講者提供數個例子說明，比較巴勒斯坦人與台灣原住民面臨的困境。首先是生態破壞與開發汙染，以色列長期在西岸的屯墾區傾倒廢棄物、建造廢棄物處理場，掩埋以色列製造的醫療廢棄物、化學溶劑、電池、污水污泥等危險物品。這些事情沒有受到任何排放規範所約束，以色列人也無須向政府申請，也無需徵得附近的巴勒斯坦居民同意，一切都在以色列單方的決定下執行。台灣同樣以開發之名，剝奪原住民的土地，連帶根除奠基在此的文化和傳統習俗。其中一個差異是，台灣多了財團的力量，龐大開發利益下政商勾結，讓環評及部落的諮商同意權皆淪為虛設。綜觀美麗灣案、蘭嶼核廢料貯置，到2025年4月的宜大石礦案，部落毫無知情權。即便有，反對聲浪也不被尊重。從始至終，財團和政府只是告知開發決議。

以色列的另一種作法是以綠化沙漠、植樹和建造公園等名義，美化實質的侵略行動。數十年來，猶太復國主義者移除了原有的橄欖樹，引進歐洲松樹。由於外來的歐洲樹木不適應當地氣候，而需要付出更多成本維護，而且由於松樹易燃的特性，反造成多起火災。「保育」也是以色列政府常用的辭令，自 1977 年起，以色列陸續禁採敘利亞奧勒岡（a′atar）、刺薊（akoub）和鼠尾草（meramiyah），抹除了巴勒斯坦的採集傳統外，也讓以色列國內猶太人經營的農場得以謀取暴利。而台灣方面，講者提供原住民狩獵傳統作為類比。普遍大眾不願理解原住民狩獵行為所帶有的歷史與文化意涵，時常以「落後」等歧視性語言描述之，甚至認為此舉是 「野蠻」或「破壞動物保育」等。纏訟 11 年終判無罪的王光祿案，就是強而有力的例子。

講者主張，人和土地是連結在一起的。以色列對植物和環境的破壞遠勝阿拉伯人，卻以各種理由限制後者採集；台灣也是，我們享受著開發、犧牲自然土地帶來的經濟效益，卻把原本應該共同承擔的環境保育責任，全數強加在原住民族上。

經濟弱勢與文化挪用

巴勒斯坦人和台灣原住民，可以類比的處境還包含經濟弱勢；兩者長期是城市中的底層勞動者，為基礎建設、現代化與新興都市貢獻甚至是犧牲。據 2023 年統計，近四分之一（約 17 萬人）巴勒斯坦勞動人口在以色列和屯墾區做勞力工作，但巴勒斯坦人面臨的殘酷現況是「阿拉伯人幫你們蓋房子，你們卻拆我們的房子」。此外，以色列在多處設置檢查哨、要求巴勒斯坦人申請工作許可等，但審核標準往往不 一，長此以往，巴勒斯坦人的家庭都生活在不穩定的經濟狀況中。講者最後提到「文化挪用」的概念。不論是以色列或台灣，當政府需要建立國族認同時，第一時間往往將少數民族的文化佔為己用。巴勒斯坦人的食物、台灣原住民族的音樂或舞蹈，在原先的文化脈絡上有豐富的歷史與意義，被挪用後卻淪為展現優勢民族主體性的象徵符號。

代結語

講者以此提問作結：為何身在台灣的我們無法同情巴勒斯坦？他認為，很大的原因是我們常處在優勢地位，沒有反省自身位置，對掠奪視而不見；因此，巴勒斯坦人就如同原住民，對多數人而言仍然是遙遠的「他者」。然而，正因為是「他者」，這正是巴勒斯坦議題對台灣、乃至於世界的重要性所在，巴勒斯坦提醒我們，殖民遺緒及傷痕尚未過去，仍作用在許多幽微之處，尚未被平復。

演講後，學生首先從自身位置出發，回應台灣人為何普遍難以同理巴勒斯坦人的處境。學生認為，在台灣，「殖民者」一詞常被理解為日治時期的日本政府，未意識到「台灣漢人」亦是定居殖民主義的實踐者。因此，除了從人道主義的角度外，較難透過歷史視野，正視猶太復國主義亦是殖民主義的形式之一。劉羿宏老師則提醒，這正是講者於演講中特地將巴勒斯坦人與台灣原住民族的境遇相連的原因，講者試圖讓我們意識到，定居殖民主義的實踐並不只是在遠方的他者，其實仍作用於我們這片土地上。

儘管學生對巴勒斯坦人的處境確實理解較少，但並非完全沒有興趣。其中有學生提問，若巴勒斯坦人長久以來處在「非正常」的狀態，包括以難民身分生活著、住在鄰近阿拉伯國家卻不是該國公民等，那麼，巴勒斯坦人如何「出國」旅遊？講者回應，巴勒斯坦人必須持有特殊的「旅行文件」，根據他們居住不同地區所持的文件亦不相同，不同時期的核發單位也不同（尤其以1990年代中期奧斯陸和平進程期間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之成立為分界點）。由於時間關係，講者無法進一步詳細解釋，但老師補充說明，往後兩週將繼續討論此議題，鼓勵同學們進一步思考現代國家邊界如何運作、護照系統的侷限，甚至由此系統衍生出來的壓迫。

最後一組學生則提出敏感且極具爭議性的疑問：「以色列對加薩的所作所為確實不應該，但如果哈瑪斯沒有在2023年10月7日率先發動恐怖攻擊，也不會發生這樣的事吧？」講者回應，事實上，從2023年10月以來，主流輿論確實採取此種論述，而且若不率先「譴責」哈瑪斯，彷彿就少了談巴勒斯坦的正當性。然而，講者說明事情從來不是從2023年10月開始，而是自1920年代初期大英帝國殖民巴勒斯坦以來、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在以色列建國達到高點後，對巴勒斯坦人的壓迫與掠奪就一直持續著。講者補充，當我們被框在一個國家內，敵對雙方難以避免使用暴力對待彼此。

老師則引導學生重新思考「恐怖主義」一詞本身的問題。「恐怖主義」不是中立客觀的描述詞，而是高度政治化的詞彙，也有其演變歷史。老師舉出美國猶太學者巴特勒（Judith Butler）於2024年3月在法國演講中的言論為例，巴特勒提出我們不應該視哈瑪斯的行動為「恐怖攻擊」，而應以「反抗運動」理解之。可以想見，巴特勒的說法受到廣泛「譴責」，但他仍然堅持歷史視野的重要性，以及「反暴力」的倫理立場。長久以來，針對「恐怖主義」的研究較多從國家政策出發，但「批判性恐怖主義研究」（Critical Terrorism Studies）近年累積的成果，更可提供我們多方角度，看待國際局勢。老師鼓勵學生繼續思考「恐怖主義」，搭配下週閱讀，後面課程將展開更深更廣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