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智明│翻譯的皺折與生命不服從：回應瓦爾特．米尼奧羅
來源：新國際 New International
【編按】作者為中研院歐美所副研究員，本文為作者應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的邀請，12月2日參加瓦爾特．米尼奧羅（Walter Mignolo）教授《解殖：全球殖民性與世界失序》（新竹：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2021）新書論壇所撰寫的發言。這篇發言中，王智明從其研究關注，討論解殖想像與外文研究的關係，特別是貫穿其中的「翻譯」問題，同時討論解殖課題中的語言與情感問題，並將之放入兩岸關係中思考，思索在當前的政治環境中所具有的現實意義。感謝作者授權轉載。
首先感謝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的邀請，參加這場論壇，一同慶賀Walter中文新書《解殖：全球殖民性與世界失序》（新竹：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2021）的出版。我很高興，也很榮幸，尤其想藉這個機會謝謝Walter幾度電子郵件往返，耐心回覆我在書中的提問，以他睿智而機敏的文字，持續啟發我們的思維。
在有限的時間裡，我想就談兩點：一是Walter著作對我自己研究的啟發，亦即解殖想像與外文研究的關係，特別是貫穿其中的「翻譯」問題。二是突出解殖課題中的語言與情感問題，並將之放入兩岸關係中思考。雖然兩岸關係不是Walter的核心關切，但他對現代性觀念的諸多批評，對兩岸關係的現狀，提供了許多的啟發，在當前的政治環境中，具有現實的意義。
從邊界思考到翻譯的皺折
最初閱讀Walter的著作是2001年秋天Neferti Tadiar的後殖民理論課上。在那門課上，我首次認識到「邊界思考」的課題，然後又陸續讀到他與Quijano合寫的文章以及後續的篇章，其中「殖民性／現代性」這個表述對我有很深的啟發。如Walter在《解殖》裡所說，殖民性是現代性的暗面，兩者之間非但沒有矛盾，還互相構成。這個說法尤其提示我們，（非西方）自我的現代構成，在知識上和情感上，都被殖民性所貫穿，並展現在他稱之為「權力的殖民結構」（Colonial Matrix of Power, CMP）當中。在東亞，這個觀察最直接反映在我們對於西方知識的接受上。這也啟發我回到歷史去思考我們的知識結構（如外文研究）如何承載了這樣的殖民／現代性，並且在這個中西交匯的接合點上展開歷史與理論性的分析，亦即外文研究如何「落地轉譯」（rearticulate）西方文學與思想的思考。
外文研究的「落地轉譯」之所以重要，主要體現在兩個層次：一是知識的轉介與社會的互動，二是主體的塑造與欲望的導引，這兩者尤其在體制層面上交錯，使得Walter所說的CMP可以深植在體制的運作之中，形成主導性的意識形態與感性配置。例如，「文青」的想像總是預設了對西方文藝的熟稔與喜好；個人的熟稔與喜好自然無可厚非，但它真實反映了我們的社會是如何深刻地受到了西方的浸染，從而在感受與話語實踐上，將當代「文青」與傳統「文人」區隔開來。當然，「文青」與「文人」大不相同，不該一概而論，但它們被賦予的價值取向承載了殖民／現代性的痕跡：「文青」是時髦、進步的；「文人」則是酸腐、封建的。
「落地轉譯」尤其突出兩個面向：一是翻譯乃是外文研究的重要活動，包括Walter這本書的出版亦是翻譯勞動的成果；二是翻譯總在跨文化與跨地域的脈絡中進行，因而「在地」總已在跨國的（若非全球的和普世的）西方中進行協商，反映著Walter早年關於「在地歷史與全球設置」（local histories and global design）的思考。對非西方來說，翻譯行動不只是知識引進的形式，更是趨向普同的嘗試，是非西方主體想要進入殖民／現代體系，躋身全球交換的欲望。如果說翻譯是進入全球化運動的一種方式，那麼人工智慧翻譯（如Google Translate）可以說是全球化夢想的實現，讓文化與語言的差異不再有阻礙和時差。雖然翻譯的目的不在於成為Google Translate，但無可否認的，Google Translate喻示了一種翻譯的理想形態，一種無障礙或無摩擦的溝通。
不過，Walter提醒我們，「Google 是使得知識殖民性得以存續的一項最有效的工具」（49）。這也就提示了我們翻譯更重要的作用，或許不在於趨近普同，而在於留下刻痕、記錄摩擦，讓我們的思考駐留並且進入語言與文化的皺折中，不要太快略過，乃至無視，因為正是這些翻譯的皺折與語義的摩擦提醒我們現代知識的殖民性，以及在地知識與之的抗衡與協商，從而可以保留、導入、重新面對自身文化中的抵抗成分，作為認識論不服從與思想獨立的基礎。用班雅明的比喻來說，作為原文的「來生」，翻譯是另一個文化生命的場域，它不必然可以與原文互通，而是在接近的過程中展現其差異，折射知識的暴力和抵抗的韌性。是故，我們非但不該小看Sumak Kawsay（「以和諧方式好好地生活」）、Suma Qama（「以和諧方式充分地生活」）、Ubuntu（「我在，因我們同在」，以及中文的「和」等思想觀念，更不應該輕易地將民主、自由、主權等西方傳來的觀念視之理所當然，而忽略了這些觀念本身亦有自身的在地歷史與全球設置。解殖的第一步，就在於讓這些不同於西方的觀念得以復甦、再生、平等存在，讓無法翻譯的挫折、無以匯通的觀念，轉化為反思殖民現代性，以及創造「我們的現代性」的資源。讓翻譯變得困難，抗拒中西觀念的輕易等同，是對抗穀歌殖民的首要任務。
當然，我們也不該忘記翻譯的事業不僅僅在於中西之間，更該在不同的語言和文化軸線上展開。不去趨同不表示世界各地的觀念與思想沒有共通之處，而是說，我們不僅要警醒與避免西方語言成為認識論的絕對仲介，更要去展開不同方向與形式的翻譯，讓思想得以多元流通，不斷再生。正如Walter在書裡所嘗試的（儘管我們仍要對其英語介面保持醒覺），非西方之間的相互翻譯以及非西方之間的相互結盟與合作，目的在於鬆動既有的國際秩序，擴增反西方化（但不一定是反西方）的力量，讓不同的知識傳統、世界想像得以復振和流動。在這個意義上，在西方的邊界上探索，展開第三世界的思想互動，不只是大勢所驅，更是解殖方案得以實踐的關鍵。這也是外文研究以及更為廣義的文化研究可以推進的方向，在「我在」的地理文化基礎上進行「我思」，並側向探去，面對已在我們之間的非西方世界。
「我們的現代性」中的語言與情感
《解殖》第二部分所論及的「地緣政治」、「知識的身體政治」以及「認識論的殖民差異」一樣很有啟發，因為它們都意在重新將「種族」的問題放入現代知識的討論，從而要求我們正視知識生產中的權力位階與不平等。當然，在後殖民研究中，這已是老生常談，無法迴避，卻又難以解決的問題。「族裔研究」、「亞際文化研究」、「全球南方研究」等領域範疇的提出，都是對這個問題的回應，但又一再地在「英文霸權」的全球性結構中頓挫。正如Walter對查特吉的討論所顯現的，一方面非西方世界，藉其種族化身體在西方知識體系中的位置，明白了現代性（啟蒙遺產）的侷限，而想要回到自身的思想與知識傳統中去思考和發展「我們的現代性」，但同時，「我們的現代性」總已與西方密切糾纏，不但理性上仰賴與西方的對位，而可能陷入自我東方化的民族主義陷阱，在實踐上又很難擺脫西方語文、思想、制度等等的崁入，而時時面對著「相關性」的拷問，在模仿與反抗西方之間顛躓。「我們的現代性」的問題，因此，也是Benedict Anderson提出的「比較的幽靈」的問題。
對此，Walter樂觀地認為「我們的現代性」將「成為未來解殖的場域」（238），相信非西方將可擺脫西方的幽靈。但我想強調的是，當西方不再是非西方的唯一參照之後，「我們的現代性」就必須更深入面對知識的相關性問題。相關性固然可以朝向多樣性開放，但它難以避免選擇與封閉，因為自我的需要構成了選擇的基礎，相關性也就無法避免知識的權力結構，即令它不再是「殖民的」。這也就讓我想起，在查特吉對「我們的現代性」的表述中，一個核心的問題意識是語言的選擇，亦即一個雙語知識份子如何選擇語言的問題。對查特吉來說，在西方現代性的籠罩下，英語和孟加拉語，雖然都是印度知識分子的語言，卻處於不同的位階，並扮演著不同的作用。當英語成為「公眾」語言後，孟加拉語就被推入了「私人」的空間。
這個公私區辨值得我們反思，因為這樣的語言置定（fixation）即令可以從一種反殖民運動的方式來挑戰和改革，「私」語言的想像或許更深刻地承載著「我們的現代性」，即令那是一個對於外部來說毫不相關的歷史與感性知識。在同一個國族空間裡，本土的、母語的強勢崛起，也可能反向將「公眾」語言推向「私人」的空間，例如台灣戰後日語世代的沒落。我的意思是，「我們的現代性」不只是知識與語言復振的問題，更是一種感性與情感的多重承擔，所謂傳統與西方往往無法一刀兩斷，一如現代與本土總是異體攣生。「知識的身體政治」或許可以將種族差異歸結於「認識論的殖民差異」，但「現代性的地緣政治」則使得非西方知識主體面臨語言與情感的多重糾結。解殖的多樣性想像，或許不得不回應解殖主體的相關性政治。世界本是多樣的，問題是我們拿了什麼樣的篩子進行選擇。再一次，去西方化不能被等同於反西方，同樣的，本土化也不能被簡單地等同於去西方化。我們必須在歷史的皺折中冷靜思考解殖的意義。
解殖與兩岸關係
對Walter來說，解殖意味著面對去西方化的傾向正在展現力量，尤其在體制脫勾與認識論不服從這兩個層面。具體來說，就是西方既有的體制性力量，乃至五百年來創建的國際體系，對崛起中的非西方國家，已失去規範制約的能力以及知識與道德的領導權。俄國與中國，雖然都是西方打造出來的國際體系的一員，但它們的行為與企圖已不再受限於這個體系性的規範，或是說，在既成體系裡向西方的知識與道德領導權發出了挑戰。「一帶一路」是個鮮明的例子。雖然它的運作邏輯未必與資本主義有所不同，但它改變了資本行進的方向，乃至找到了資本拓張的不同形式與論述範式，藉「南南合作」與「基建工程」為資本的發展創造了新的地理。在「一帶一路」的政經想像當中，「民主」與「自由」並非主導性的意識形態，也不是結盟合作的前提要件，相反的，它以極為宏大的跨國經濟想像重新表述了一種可能的、將臨的全球狀態，也嘗試著改寫政治領導的話語與體制想像。在這個意義上，去西方化的意義和價值恰恰在於想像另一種世界的可能，一種與既成體制脫勾後的新天新地，即令那未必是我們幻想的烏托邦和桃花源。
以民主和自由為例，Walter寫道：
民主與自由被西方拿來妖魔化俄羅斯、中國和伊朗，並為所欲為。但說到底，現在對民主自由產生威脅的是西方自己，因為他們再也不能遵守自己的原則。失去五百年以來西方文明打造的特權是很困難的事，由於失去了這樣的特權，西方文明是對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脅。但是若是沒有去西方化和多極世界秩序，我們就都會活在一個建立在民主自由神話上的單極極權主義之下。
Walter在此表述的，恰恰是西方價值失去「光環」的景況。的確，自英國脫歐與川普當選以來，當然還包涵2001年起的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美國「民主」顯然陷入了民粹主義的陷阱之中，在外展現為軍事帝國主義，在內造成了各種各類的政治正確與黨同伐異。民主的平等要求與自由的權利（力）意志，形成無法解決的矛盾迴圈。2021年1月6日川普支持者闖入國會大廈的舉動一舉折損了美國的民主光環，反映人民主權的現代想像本身或許就是千瘡百孔，無法自洽的；黨同伐異的政黨競爭，不但帶來了破碎的民主，更埋下革命的引信，一觸即發。由此，五百年來，作為普世價值的民主和自由，反而在其源頭顯現短板，淘空了西方領袖全球的根基。
在這個意義上，如何落實民主的精神，保護自由的意志，而不陷入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迴圈，就是「解殖」必須思考的問題。在國際政治場域，一個可能的實踐就是重構以主權國家為基礎的國際體系。兩岸與兩韓可以說是此類解殖實踐的核心現場，因為兩韓與兩岸都在邁向統合的過程中遭遇極大的困難，而造成困難的關鍵因素之一，就是對主權國家的堅持。白樂晴、白永瑞、崔元植等南韓知識分子提出的「複和國家論」以及台灣學者提出過的「中華邦聯」等想像，都是類似的思想實踐，目的在於尋找出一條不流血的統合道路。然而，這些努力，至今，仍然不敵僵硬的主權國家想像，因為不論兩韓和兩岸的任何一方，都不願放棄既有的主權國家身份，即令我們都清楚那就是殖民現代性的一環。深陷於此的兩岸和兩韓，因此，更常以敵對的姿態與零和的民族想像面對其實分享一定共性的彼此，也因此武力倒錯地被視為維繫和平的必要手段，就像是美國的擁槍派視擁有槍械為天賦人權一樣。這樣的源於殖民性的現代性，就像是緊箍咒般地，束縳著我們；我們嘴裡嚷嚷著要解殖，卻又將殖民的那一套進行到底，活在主權神話的「單極極權主義之下」。
易言之，將Walter的解殖思考置於兩岸和兩韓，首要的是如何從生命，而非國家的角度思考，將生命從國家的身份甄別與忠誠政治脫開，從「好好生活」以及與他者「共在」的角度，嘗試改變對話的條件。這個對話不是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要求，而是跨地域的人民群體，基於生存需要與人性尊嚴，對民族國家這個殖民現代裝置所提出的「生命不服從」。「解殖的現代性」，如果可以這麼說的話，仰賴的不是反殖民的掌權替代論，由被殖民者取代殖民者繼續壓迫和剝削，而是讓國家發揮解放壓迫與安生大眾的實質功能。如法農所說的：對於「一個在蔗糖種植園工作的黑人而言，只有一條路可走—-戰鬥。他將起身參與這場戰鬥，而且會持續戰鬥下去，他這樣做不是根據馬克思主義或理想主義，而只是單純因為他無法想像除了反剝削、悲慘及飢餓之外，他還能有其他的生活方式」（引自Mignolo 2021: 227）。解殖，不只是要將勞苦的大眾引向抗爭和戰鬥之路，更是要和他們一起找到一條營生之路，打造一個讓即令是最弱勢的人也想要活著的未來。
Walter的解殖主張在在提醒我們：西方霸權已然告終，我們必須走出西方的神話面對真實的世界，就像是「上帝已死」的告解，目的在於穿透神話的裝置，直視存在的荒涼。解殖，在這個意義上，不只是1950年代反殖民運動的延續，更是其基進化（radicalization）：在置疑西方的同時，也置疑由西方構造出來的自己，並且提出不同於西方的理性與生命倫理。當然我們不再仰望西方之後，該如何回歸世界的多元狀態，並在其中安身立命？又該如何「好好生活」，與他人「同在」？這是解殖的生命政治，也是解殖兩岸關係必須面對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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